第一笔生意成交后，李决定再订50平方米玻璃，按每平米400元的价格预付了2万元货款。李军给周写了张收条：今收到防弹玻璃柒拾玖平方米，已付款叁万零伍佰元整，余贰万元整。双方约好，10天后周青把玻璃送给李。可周此后将玻璃直接送到了工程方，并将玻璃款结算走。李军多次讨要未果。一年后，更为惊异的事发生了，法院一张传票，李军成了被告。
原告周青诉称，李军从我处求购防弹玻璃79平方米，价格50500元，我方将货送到后，他仅付给我30500元，还欠我2万元未付，有收条为证。要求李军归还2万元欠款。李军答辩，第一批79平方米防弹玻璃货款早已付清。收条上写余2万元是新订货款，但对方既不供货，也没有退还货款，我多次讨要，原告拒不偿还，却反过来起诉我，这是恶人先告状。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辩称无证据，不予采信，判决李军败诉。李军不服上诉。李军说，79平方米是库存积压品，所以价格低，每平米132．9元，否则我不会舍近求远到县里去购买。但周青认为这批玻璃是以每平米639元卖出的，所以总货款是50500元，李军已付30500元，还欠2万元。在这个看似铁的证据背后，两种相反的解释孰是孰非？二审法官走访了洛阳的玻璃市场，结果表明这批货的价格高出市内数百元，一个经商者舍近求远去买高价不太可能，所以说，收条上的“余”字是剩余2万元，不是还差2万元。最终法庭判决，一审原告主张缺乏充分证据，故驳回其请求，撤销一审判决。至此，一字纠纷划上句号。
（《深圳法制报》2000．6．19张玉鲁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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